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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1400年到1800年四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今天，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这种信息规模中相互沟通？读者或将在书中得到新的思考。本书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

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001

部分　新闻出版的开端

章　权力与想象 019

第二章　商业之轮 045

第三章　份新闻印刷品 066

第四章　国家与民族 087

第五章　机密通讯员 110

第六章　集市与酒馆 135

第七章　胜利与灾难 161

信使神的飞升

第八章　邮政崛起 191

第九章　份报纸 208

第十章　战争与叛乱 238

第十一章　咖啡杯里的风暴 263

第三部分　启蒙运动？

第十二章　寻求真相 287

第十三章　期刊的时代 307

第十四章　商业世界 330

第十五章　本报讯 351

第十六章　呼喊自由 372

第十七章　塞缪尔·休厄尔如何读报 395

结　论 413

注　释 425

索　引 468

致　谢 488 

作者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英国历史学家，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和《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等。

译者

董俊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师，著有《中国消费市场四十年（1979—2019）》和《广告定制化传播研究：观念、应用与实践》。

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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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布斯堡邮政系统开始运行前的数个世纪里，“新闻”概念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这样一种基础设施的实际困难是非常大

的，但新闻的概念也需要相当重要的思想上的重新定位，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种重新定位依然远未完成。自12世纪以来，书面交流的增加和文献资料的积累并未立即对口头语言的既定优越性造成挑战。48中世纪在面对面的相会中实现信息的传播，并围绕这种传播来建立社会。主要的沟通方式都是口头的：布道、大学演讲、颁布新法、吟游诗人讲的故事，这其中也包括分享新闻。1471年约翰·帕斯顿在被请求提供新闻时回复道：“我的表兄弟约翰·洛夫迪可以告诉你，因为他去过伦敦，但我没有。”这反映出当时的一个普遍观念，即目击者口头报道的优越性。49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皆与传播者的信誉密切相关：这在匿名书写的情况下很难判断。

即使书面文件大量增加，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些书信很多都是高度模式化的，几乎没什么信息量。它们是为了展示书写者的学识，或者为传播者的信用背书：关键的信息依然要通过口头传达。

在中世纪社会里，大部分新闻仍然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因此令人沮丧的是，它们多半已失却。我们得深入探索其他的原始资料，例如编年史，以证明那时的人们对接收和分享新闻的浓烈兴趣。不过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由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网络产生的通信往来，这部分将另起一章。因为长途贸易必然会将商家与其合作伙伴和代理商分开来，所以他们得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中，发展出共享新闻的系统，并且合理地期待他们的通信者将基于信息而采取行动。这是新闻采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发展。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

因此，一般来说，大多数办报的地方都依赖于第三种监管方式：在报纸出版后，对任何当局认为出版了具有冒犯性的内容的人进行惩罚。这些干预措施由于不常执行而更为有效。报纸出版商明白，他们所出版的每一期报纸都可能将自己的生计置于危险之中。印刷商可能会冒险出版一本放肆的小册子，特别是如果可以在匿名的掩护下发出的话，但是报纸出版商却无法这样做。他们的地址必须标注在每期的显著位置，这样订阅者才能知道向哪里汇款，偶然来访的顾客也才可以找到他们的店铺。

所以各家报纸都非常小心地避免冒犯当局。通常情况下，自我审查比任何监管体系都有效得多。在一家报纸垄断了当地市场的情况下，顺从当局的压力尤为强烈。这一原则适用于欧洲发行报纸的大部分地区。

广告在新闻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在最明显的意义上使边缘业务可行，此外，我们还可以确定广告业带来的三个具有长期意义的影响。首先，刊登广告是印刷报纸区别于手抄新闻书的一个重要方式。……手抄新闻服务从不包含广告……在18世纪，报纸服务于更广泛、人数更多的客户群，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独立的出版形式。……

其次，通过提供强劲的收入来源，广告使报纸更有望实现自给自足，并为编辑提供一份体面的收入……原则上，广告收入带来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回报可能会逐渐鼓励真正的编辑独立的传统。……

最后，广告在使媒体人性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批报纸是相当疏离的。它们提供了一系列以外国新闻为主的报道。……广告将当地公众的日常生活直接带入了其他消费者的阅读体验中。读者会惊讶于市民们不知何故遗失了的富丽家具和衣服，对那些牵扯到不可靠的仆人的遭遇产生共鸣，享受难以启齿的恶趣味，比如读到恼羞成怒的丈夫被迫公开宣布，他将不再负责妻子的债务的新闻时。

1789年7月14日，大约九百名当地民众聚集在巴士底狱外。巴士底狱是巴黎的旧监狱，现在主要被当作军械库。过去那种凭国王的监禁令，未经审判就把犯人关进监狱的专制制度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如此，这座建筑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象征，人们决心释放里面仅有的几名囚犯，或至少取出存放的火药。……被释放的囚犯只有七人，数量少得可怜。其中包括四名被判伪造罪的人和两名必须再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几乎没有巴士底狱可怕传说中的政治犯。……作为一桩革命事件，1788年格勒诺布尔起义是对旧政权的一次更有力的挑战，尽管它现在几乎没有被记录在革命经典中。

正是巴黎新兴的大胆的新闻记者们确保了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一大堆庆祝的小册子和配有插图的大报宣称，这座空监狱的倒塌象征着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样的主题迅速占据了不断发展中的报纸媒体。

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期刊媒体第一次真正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事件。报纸第一次成为印刷文本的主要媒介，尽管是转瞬即逝的，它取代了服务于贵族的祖先——书籍，甚至取代了政治讨论的典型载体——小册子。……从此以后，定期新闻出版的周期节奏将成为公众对时事形态认知的特征。国内新闻突然成为最紧迫的事务。日报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

编辑推荐

四百年来，新闻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曲折：

从拥有信使和通讯员网络的权贵，到凭借印刷技术和邮政服务之进步踏入新闻圈的普通人；从官方公告、民间歌曲，到小册子、期刊以及早期报纸；从晦涩冷静的国外新闻，到富有编辑个人风格的地方报道；从怪胎、天象和女巫故事，到经济危机、犯罪和战争资讯……

本书史料丰富多样、引述精准得当，有助于专业学者作深入研究；与此同时，语言风趣易懂、逻辑严谨清晰，普通读者也能借本书敲开新闻史的大门。书中还收录多幅图片，更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历史之境。作者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在书中展现了令人叹服的材料组编能力，他调查了大量历史资料，以幽默风趣的口吻讲述引人入胜的轶事，以学者的考究态度进行深刻的案例研究，并借此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

了解新闻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作用？

新闻史的关键在于新闻观念和媒体意识的形成，即人们看待和评价自我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方式，它直接关系到人群的行为模式和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漂流在茫茫信息巨海，只有从历史中汲取健全的新闻观念和敏锐媒体意识，我们才不会被卷入污潮和乱流中。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讲述四个世纪以来，这一欲望是如何催生新闻，改变世界面貌，又反过来塑造人类自身的。

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既是读来引人入胜的趣味文化史，又是材料丰富、内容严谨的学术专著；收录60余幅珍贵历史插图，让人身临历史之境。

新闻的发明，即公众力量的发明；而新闻史就是人类试图串联世界、世界试图认识自己的过程。观新闻之源，知信息之流，为资讯超载的现代社会减重。

书摘插图

结论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对于那些被18世纪末的动荡事件所吞没的人来说，传播史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报纸的时代已经到来。法国革命记者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在一篇题为《论思想在社会中的人之间传播的不同方式》的文章中，以令人赞赏的透彻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报纸应：

只包含和紧迫的新闻，它们比起顾客必须去书店里寻找的书籍或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多亏了小贩和邮递员，报纸能找到它们的读者。日报的社会影响比其他媒体更大，因为它们被所有阶层阅读，因为它们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到达位于所有公共场所的读者手中，还因为它们几乎是日常交谈的必需品。

自从新闻在16世纪初首次成为一种商品，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许多磨难。而现在，他们看到了获得影响力和尊严的途径。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不再是被轻视、受利用的商人，反而成了“民众领袖”。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中写道：

在此，我是一名记者，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它不再是一份可怜的、受政府奴役的、唯利是图的职业。今天，在法国，是记者拿着便笺和审查官的名簿在审查参议院、执政官和独裁者。

这一对记者职业的无限可能性的期待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好地抓住了一种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中心思想。这将是一个“报纸必胜主义”的伟大时代。到了1835年，一位美国评论员（自然也是一名记者）问道：“什么阻止了一份日报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书籍有它的时代，剧院有它的时代，宗教有它的时代……报纸可以在人类思想的所有这些伟大时刻起到带头作用。”

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法国大革命见证了渴求信息的报刊在混乱中的突然崛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对同时代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法国，旧政权控制的报刊和革命年代的自由之间的对比尤其鲜明。但即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对报刊的说法也有些言过其实。难道报刊真的比街头的骚乱、国民议会的辩论，或者雅各宾俱乐部中决定丹东命运的激烈讨论更重要吗？罗伯斯庇尔控制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一个不超十几人的机构，这为恐怖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对期刊出版物的盛赞中，我们看到了在15世纪中叶伴随着印刷术诞生而出现的、此后也时有重现的礼赞的强烈回响。印刷业因其在社会中的变革作用而受到学者和印刷商的广泛赞扬，他们自己也大量参与了这一新行业。回首过去，我们可以从那些对进步表达惊讶的赞颂中看到大量的虚假预言和合理化的利己主义。它提醒我们，在那个繁忙时代的所有技术创新中，印刷术在自我宣传的能力上是独一无二的。大炮、帆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都对欧洲在非欧洲世界的统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什么能以同样的方式歌颂自己的成就。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新闻史首次被撰写以来，报纸的发展一直占据着中心舞台。批系统的新闻史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写就的：报纸不仅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形式，而且似乎有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新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电视出现之前——是报纸的历史。报纸发明前的时期被降格为史前状态。

现在，当我们重新进入一个多媒体环境，其中报纸的未来看起来完全不清晰时，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相当不同的视角。正如本书的章所展示的，在报纸出现之前，或者说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新闻的传播还有很大的空间。报纸刚出现时，其发展是停滞且不确定的。从17世纪初次（在当时广受赞誉）的期刊出版物的试验，到18世纪末的决定性突破，整整用了两百年。即便欧洲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在迅速扩张（这有利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新闻市场的发展）时，期刊出版物的覆盖范围也显然不完整。西班牙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意大利也是如此，直到16世纪末，意大利一直是世界新闻市场的中心。罗马在18世纪以前没有报纸，在这里，手抄新闻信札仍然是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新闻市场的核心。在西班牙，即使是传统的社会领袖，为了追求他们的权力斗争，也会花钱出版大报，在街上分发。直到19世纪中期，报纸才在西欧各地确立了相对完整的覆盖范围。

为什么报纸没有发展得更快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期刊出版物试图在一个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取得成功，新闻已经在其中通过口头、信函、非连载印刷物、公告、小册子等多种方式以相对有效的方式传播着。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报纸似乎并没有在这些成熟的新闻渠道上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报纸代表着一种倒退。要透彻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传统观念中期刊新闻的决定性特征：周期性和规律性、当代性、多样性（呈现许多不同的新闻）和可负担的价格。从当时的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学者们所描述的重要进展都有缺点。

首先是周期性。我们已经看到，创办报纸的想法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把一周内欧洲多地的新闻收集起来，以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提供给订阅者。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政治世界和仅对少数人开放的上流社会。刚开始，进入宫廷生活和国际外交这一复杂而奇异的世界是相当令人高兴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相当乏味。外交演习、宫廷进出情况和军事行动不断被重复列举，变得越来越单调：尤其因为这些事件的意义，即使不是一目了然，也从未得到解释。报纸表面上的优点，即其规律性，变成了一种负担。

这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新闻的新方式。对许多人来说，它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大多数关注新闻的人都会不定期地这么做。当新闻激起他们的兴趣时，他们可能会购买一本小册子，尤其在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受到触动时。而现在，报纸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未经整理、缺少解释的大杂烩，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其中很多内容一定令人费解。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在个印刷时代那些担负着报道当代事件的主要责任的小册子，这种转变的程度就显得更加明显。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到我们的祖先对非凡事物的迷恋。新闻小册子上充斥着不幸、气象灾害、天象、怪兽、战捷、被发现的触目惊心的罪行和惩罚。相比之下，报纸上报道的很多内容都是没有下文的例行公事：船只抵达港口，显贵抵达宫廷，股价涨跌，将领任免。这对于那些在权力和商业圈里的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对于偶尔读新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与在萨塞克斯看到龙一事相提并论。

小册子和新闻大报让有眼光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浏览新闻。它们还准确地反映了一个对期刊出版物不利的伟大真理：实际上新闻在某些时刻比其他时候更紧迫。两个世纪以来，定期发布的日报和新闻简报已经培养了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然而，当我们打开一份新闻简报，看到的项内容便是议员委员会报告说，政府的某些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祖先是有道理的。

报纸带来的其他重大“进步”也是如此。报纸的当代性要求其对欧洲九个或十个国家首都的报道进行说明，这代表着对传统新闻叙事结构的摒弃。一本小册子通常会从头到尾描述一件事。它以了解事件的结果为前提——谁赢得了一场战斗，或有多少人在地震中丧生。它可以提供直接原因、解释和借鉴。相比之下，报纸提供的内容就像是拼图中的随机碎片，而且是不完整的拼图。即使对于定期订阅者，也不能保证所述事件的结果会在后来几期得到呈现。编辑们不可能知道从科隆或维也纳报道的信息中，哪一条是重要的。他们没有办法独立于手抄新闻信札和外国报纸来撰写稿件：他们无法联系在那些地方的通讯员，因为他们还没有通讯员。

这些来自欧洲新闻中心的简报大杂烩对报纸读者寻找重要的新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报纸还没有发展出复杂的设计或编辑能力，以指出重要的新闻，或引导读者理解。由于逐字逐句的报道和快讯向来被认为更真实，报纸倾向于避免对事实进行修饰，即便一定的修饰实际上会帮助读者理解新闻。而这种形式的编辑指导更有可能在小册子中出现。至于可购性，期刊实际上比看起来更昂贵。虽然每份报纸可能只需要几便士，但定期订阅是一笔更大的投资。它还要求出版商开发一个相当大的基础设施，以便将报纸分发给读者。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尽管人们无疑对报纸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但为何如此多的新闻期刊都失败了，或者只是靠官方补贴才能成功。连载出版物在政治激情盛之时繁荣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当时小册子的产量也大幅增加）。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报纸对新读者的考验如此大，为什么它们终还是成为新闻基础设施中一个成熟（且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呢？鉴于这些报纸的内容是如此难以消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报纸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而非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大众读者们次获得了以前只有权力圈内的人才能接触到的新闻类型和形式。如果说他们的报纸是一种偷窥秀，那也是一种讨人喜欢的偷窥秀。即使萨默塞特的乡绅或蒙彼利埃的医生对俄国的王朝危机没有特别的兴趣，仅仅是获得这种情报就能彰显其地位。对于那些拥有一定可支配收入的人来说，报纸是一种非必要的消费，但在这个时代，处于这一位置的人迅速增多，这也促进了报纸的消费。消费社会既受流行的驱动，也受效用的驱动。在18世纪，报纸成为上流社会的重要配备。

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报纸也因为抛弃了其个世纪的许多“贞洁美德”而获得了吸引力。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向国内新闻报道的逐渐扩展。这一现象发生在欧洲不同的地区和完全不同的时期。竞争激烈、充满活力的伦敦新闻市场异乎寻常地早熟，十分大胆地投身于18世纪早期充满争议的党派政治当中。在其他地方，国内新闻报道的发展基本上出现在18世纪后几年，有些地方甚至更晚。

这无疑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报纸产生兴趣，他们被鼓励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政治讨论中发挥知情和积极的作用。随着18世纪晚期重大危机的到来，鼓吹式新闻也终消除了新闻与舆论、报纸与其他关于时事的写作形式之间的区别，如小册子和新兴的受人尊敬的政治期刊。这种转变并不是普遍的，政治中立的传统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在这些地方，只有一份报纸服务于当地市场，它并不希望疏远任何一部分读者。然而，这种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

这种转变是有代价的。一旦报纸要在形成舆论方面发挥直接作用，政治家们就会希望控制它们，而首先希望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记者，并不总是拒绝被控制。英国到1792年，政府已买下了一半的报纸。从创办之日起，《日记或伍德福尔纪事报》就获得了财政部提供的每年四百英镑的补贴。1790年，更老牌的《先驱晨报》的编辑在牢狱之灾和将其所有权以每年六百英镑的价格租给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六百英镑很可观，在1795年，这笔钱足以维持《泰晤士报》的运作。其他报纸的政治影响力不足以获得财政部补贴，于是它们转向敲诈，从公众人物那里收取现金，为其压制有损名誉的流言蜚语。伦敦新闻界是一个的例子，但并不独特。在革命时期被广泛赞誉为自由堡垒的美国新闻界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经常受到媒体的谩骂和嘲弄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不满地断言：“过去十年，报刊传播的错误比之前一百年里的还多。”

他曾经的朋友和终的敌人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杰斐逊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宣言与其说是一项行动建议，不如说是一句漂亮话：“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它的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开国元勋们的工作，并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树立了丰碑，保证了新闻自由。

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和新闻市场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前的四个世纪后对准备进入这个新世界贡献了什么？即使在18世纪末期急剧加速变化之前，1750年的新闻世界也与1400年或1500年的新闻世界明显不同。欧洲社会的三个关键发展支撑了这一变化。首先是当时的思想运动使人在解释事件时，从强调神的作用转变为强调人的作用。这种转变绝非彻底。西方社会仍然以信徒为主，他们继续在事件中寻求上帝的旨意。1776年，美国大陆军的一名士兵对英军在纽约取得的胜利回应道：“这是神安排的，我又能说什么呢。”但这一现象有了明显的转变，16世纪的小册子文学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被描绘成上帝的旨意的寓言，而18世纪报纸的例行报道则更加冷静。

其次，与此不无关联的是，新闻的报道和接收越来越强调及时性。在此之前，当人们从新闻中寻找永恒真理的钥匙时，对及时性的关注远没有那么迫切。关于洪水、谋杀或恶魔附身的报道，无论发生在上周还是一段时间前，无论在当地还是在某个遥远的地区，都可能同样尖锐。在这方面，它的道德力量是永恒的。但是，当新闻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钥匙，而更多是行动的催化剂时，及时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为报纸提供了大量稿件的18世纪帝国冲突中，这种紧迫感变得更加明显，这也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从而使新闻传播日益密集。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邮政网络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飞跃：首先是完成了横跨欧洲大陆的邮政，然后增加了新的分支线。北欧贸易帝国的崛起反过来刺激了一种协同努力，

以修复英法邮政网络的长期缺陷，并终将这些改进扩展到大西洋彼岸。

各国政府一直清楚信息就是力量。马萨诸塞州议会在革命冲突爆发后采取的个行动就是在该州建立一个新的邮局网络。控制通信网络是起义者在战争中享有优势的一个方面，在一场长期防御战中，它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后，我们不应低估巨大的新闻流通量的重要性。它在欧洲经历了一系列激增，从宗教改革带来的次小册子热潮，到后来的巴黎联盟、英国内战和投石党运动，再到三十年战争对新闻出版业的洗礼、英国政党政治的诞生、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不仅使欧洲社会增加进入新市场的机会，同时也让其见识到报纸流通量和重复印刷的力量。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观察当代新闻报道力量洞察力和分析力的人之一（他的份职业是印刷工人），他公开反思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新闻活动的威力：

通过将同样的真理每天刊登在随处可见的报纸上，并以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这种便利为真理得到承认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趁热打铁是正确的，而通过不断地打铁来加热它也是非常可行的。

这三种发展为19世纪新闻市场引人注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日报才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在北美，报纸的数量在1790年至1800年间从九十九种增加到二百三十种。这不仅象征着大众读者的出现，也表现了开国元勋们有意培养知情的市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给予报纸进入邮政网络的高度特权，以确保报纸被经济而及时地分发。在欧洲大陆，报刊的发展更不平衡，但到了新世纪中叶，日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周报或双周刊，成为主要的报纸形式。

19世纪的这些发展得益于另外两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蒸汽驱动印刷机和取代碎布纸的木浆纸的发明。蒸汽动力推动了日刊的印刷量的增长，它超过了手工印刷时代三千份的效率记录，还翻了许多倍。木浆纸使开发一种丰富的新资源成为可能。这些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了至少是城市人口的识字的普及，后者是重要的新闻消费群体。这反过来又鼓励了先前没有选举权的人增强自身的政治参与，他们成为报纸需求增长的一大推动力。这同时也鼓励了报纸在主题和内容方面的深刻多样化，因为报纸开始在整个文娱活动的范围内满足人们对信息和消遣的需求。这样一来，报纸的篇幅和质量都与以前大不相同。

这是报纸的伟大时代，它将持续一个半世纪。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内部的权力竞争推动了为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敌对势力之间的竞争埋下了20世纪灾难性战争的种子。在这些冲突中，报纸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不再是垄断供应商。随着欧洲人运用聪明才智设计出越来越多的更具破坏性的武器和意识形态，科学的进步也为新闻印刷品创造了新的竞争对手：先是广播，然后是电视。随着这些新媒体融入社会，它们迅速展示了自己传播新闻的潜力。它们也必须由那些将信息控制视为权力关键属性的人来塑造和操纵。但是，直到数字媒体的到来，印刷新闻在这个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才受到严重质疑。

印刷品在定期提供及时新闻摘要方面的主导作用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的时代似乎比较短暂，而不是像新闻史初被撰写时那样被认为是事物的自然秩序。报纸更不像其崇拜者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赋权和解放的工具，代表了文明进程的自然顶点。

如今生活在21世纪初这个动荡易变的多媒体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我们也许更容易明白为什么类似的多样化的新闻传播方式似乎完全适用于本书重点关注的四个世纪。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但它必须在一个新闻传播网络已经发展起来的世界里有所成就，即一个权力圈子里的人完全熟悉的拥有标准、惯例和社会运力的网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刷业瓦解并重塑了这一基础设施，将新客户带入了新闻圈，但并未完全取代现有的规范。这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和我们的一样，都呈现出一种多媒体现象。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一时代特殊的魅力

媒体评论

      一本迷人的书——笔触优美，编排精妙，还为1800年以前新闻收集和传播的方式提供了大量信息，甚至包括不为人知的内容。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针对新闻及其进入人群的方式，本书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对传播和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将被其深深吸引。

 ——《图书馆学刊》

      一项针对报纸诞生前和初期的新闻网络的艰苦研究……[它]挑战了我们对新闻的先入之见。如果你对审视生活、反思自身行为有所信仰，那么这本书是极为有趣的。

——《展望杂志》

      精彩讲述了从中世纪末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新闻的收集和传播，以及报纸的兴起。

——《赫芬顿邮报》

前言

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1704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着手创办了一份政治期刊——《法国每周评论》，此时的他还未因其伟大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而名声大作；他在后来才发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到目前为止，笛福在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但经常以失败告终。《评论》也是他为赚钱做的又一尝试。这一次，他做到了。不出几个月，笛福的出版物就找到了新的形式——将围绕时事性话题的单篇文章分期连载，一周发行两到三次。

笛福是幸运的，他创办《评论》的时候正值读者大众迅速增长，时事市场迅猛扩张。笛福自然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时机。在17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上升的新闻出版市场，并且义无反顾，毫不退缩。笛福写道，我们的时代正在见证一场媒体的高度繁荣。他回忆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见过哪段时间有这样铺天盖地的报纸、政府文件和政论文章。人们对新闻的渴望正在改变社会，笛福也乐于处在风口上。

笛福并非一个注意到当时新闻热潮以及似乎是与其相伴随的政治辩论中的恶毒口吻的人。但如果他真觉得这是新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六十多年前，英国内战也催生了一股宣传册、新闻报道和讽刺性政论的潮流。批大陆报纸创办于四十年前。早在笛福之前，甚至在报纸诞生之前，在谚语中就可以看到对新闻的渴望。“怎么样，有什么新闻么？”这种常见的英国式问候经常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旅行者可以购买写有必要词汇的短语书，因此他们也可以加入谈话 ：“你有什么新闻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西班牙有什么新闻？”

新闻初成为一件商品，并非起于笛福的伦敦，甚至并非始于报纸的发明，而是更早 ：在1450年到1530年的八十年间，紧随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段技术创新的时期，出版商们开始尝试新的图书形式，远比早先主导手抄本市场的神学和学术文本简短、便宜。这些小册子和传单为业已存在的新闻需求转变为大众市场创造了机会。新闻得以首次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回溯了欧洲新闻市场在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个世纪间的发展，讲述了这一变革。它承前于中世纪（彼时新闻是政治精英的特权）以来商业新闻市场的发展。四百年后，新闻开始在大众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新闻出版物不仅为正在展开的事件提供日复一日的记述，而且就塑造这些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时代即将到来。

信任信使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闻。11世纪在地形崎岖的威尔士乡村有两个修道院，彼此相距一百英里，每隔两年它们会交换信使到对方的修道院住一星期以分享新闻。

这个存在于都铎编年史中的故事，说明了早期信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世纪的前人们对于那些他们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他们丝毫没有把握写下来的比嘴上说的可信度更高。恰恰相反：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所以，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或者信使口头传达的新闻要远比一篇匿名书面报道更有可能被人相信。这一古老的传统——对报道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持久地影响了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但是这个早期的新闻世界不易被重构。口头报道为历史学家留下过少的研究线索：研究早期的新闻史就是要将残余和片断给整合起来。

克莱尔沃的伯尔纳铎，是西多会的缔造者，身处中世纪欧洲庞大的新闻关系网的中心。那些去法国东部的克莱尔沃拜访的人会给他带去他们旅途中的见闻，有时也会在离开的时候带着他的信件。我们异常清楚伯尔纳铎的新闻网络，因为他有五百多封信件留存下来。但在某些方面伯尔纳铎也特别具有中世纪新闻世界的特色。当时，定期获取新闻是权力圈层的特权，只有他们能够负担，也只有他们有办法收集。但即使是对这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特权个体来说，新闻收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给他们带来消息的人很可能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游历教士为伯尔纳铎带来一次远方的主教选举的信息，他可能是支持其中某位候选人；一位从国外写信回家的使者可能正在尝试去影响政策；商人们则企图从动荡

的市场中获利。尤其是商人，对信息的价值以及依据虚假传言行动的危险有着敏锐的意识。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的前两个世纪里，商人既是新闻的主要消费者，又是新闻可靠的提供者。

即使是在新闻变得更加丰富的16世纪和17世纪，确定新闻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依然严峻。新闻市场——到了16世纪，它已然是一个真实的市场——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不可思议，一些似是而非：生活、财富，甚至王国的命运，都要取决于是否在正确的信息指导下采取行动。遍及这些篇章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在一开始就被错误报道。1588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起初都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英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一厢情愿的臆想、扩散的恐慌或基于误判的庆祝仪式，总是颠覆初准确的新闻。只有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新闻时效才有意义。

这一令人苦恼的悖论开启了新闻分析史的第二阶段：调查确认。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6世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对敏感信息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老道。骚乱事件的初征兆会被报道出来，但也会被附上谨慎的意见：“此报道尚未确认”。欧洲统治者们都会为关键事件的首次报道倾注大量财力，但他们经常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先静候第二次或第三次报道。这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对于法国新教徒们而言，听到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新闻以后，只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些风雨飘摇的年代，新闻可能关乎生死。

新闻、谣言与流言

并非所有新闻都涉及如此重大或直接相关的事件。即使是在17世纪份周报出版之前，那些愿意花钱的人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新闻了，他们甚至只是为了跟上市集广场上的谈话。对于笛福而言，这种丰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奇迹。而其他人却深感不安。在如此大的信息漩涡中，一个人如何提取出真正重要的信息？一个人如何从噪声中分辨出征象？

那些关注新闻的人不得不自创一套方法，在大量的谣言、夸张和屏息分享的秘密中，建构一个关于真相的合理版本。首先，他们会排除纯个人和纯地方的信息。我们的前人无疑很乐于听家族、邻居和朋友中那些充满野心、阴谋和不幸的故事。谁要嫁给谁了，哪个商人或手艺人面临破产，谁因为与仆人或学徒的私通而名声受损。1561 年，一个来自德意志南部梅明根市的市民，很不明智地决定要彻查到底是谁造谣说他女儿为隐瞒意外怀孕而离开了本地，有五十个市民都能够非常明确地回忆起他们初是如何听到这一有趣的流言的。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热切地分享和传播这种谣言，他们一般不会认为这种闲话就是新闻。当问起朋友、生意合伙人或者邻居“有什么新闻？”时，他们意指的都是大事件，比如说，法庭上的进展、战争、战役、瘟疫或者大人物下台。这才是他们在通信或者谈话中会去分享的新闻，正是这种新闻为早的时事商业市场提供了燃料。

我们偶尔能通过日记或者家族纪事了解到早期的新闻读者权衡和评价这些新闻报道的过程。赫尔曼·魏因斯贝格就是其中之一，他16世纪晚期生活在德意志的大城市科隆，可以说是一个古怪之人。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才惊愕地发现，他对他们的生活和时代做了非常全面的记录，包括他们的所有活动。魏因斯贝格生活安逸，靠继承的财产收租过活，对同时代的大事有着很紧密的关注。由于他并不属于城市的精英圈层，他不得不依赖朋友或者从自己买的小册子中获取信息。幸运的是，像科隆这样的新闻中心到处都是信息，但不是所有的来源都具有可信度。魏因斯贝格的技能就是权衡相互冲突的报道，并且识别“一般观点”或者共识，这个过程与城市的执政官和欧洲王室处理信息的方式不谋而合。然而有时候，准确地识别事务的真实状态也不可能。1585年，德意志西部城市诺伊斯的边陲小镇被新教大主教格哈德· 冯· 特鲁克泽斯用武力占领，魏因斯贝格听说了不下十二个不同的报道称大主教的士兵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溜进了城。他采访了讲述各自见闻的目击者。市议会不

断地派遣信使去调查发生了什么，但都被拒于城门外。魏因斯贝格终得出结论，真正的事实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每个人所说的和所知道的，都不可能超出他在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但如果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故事就可能是假的；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知道。”

新闻报道的指数级增长并没有必然地使事情变得简单；很多人反而觉得事情变得更糟了。事实上，对传统的知情者而言，新闻的产业化，新闻业（交易新闻以获利）的诞生，预示着传统意义上新闻被查证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报道的可信度与讲述者的信誉紧密关联——的动摇。在急速扩张的大众市场，新闻传播者人格的正直这关键的一环被打破了。

新闻的商业化

在本书叙述的阶段，还没人从提供新闻当中赚钱。相反，新闻的供应是如此昂贵，只有中世纪欧洲的精英阶层才能够负担得起。你要么支付大量资金建立一个信使网络系统——其固定成本被证实超过了欧洲一些富有的统治者的财力 ；要么靠一些人承担起免费提供新闻的社会义务，比如说封建领主的扈从、渴望获得恩惠的人，或者教会中的教士。即使是实力为雄厚的王室，也要经常把快件交给一些关系要好的商人免费捎带，以此来削减开支。

只有到了 16 世纪，我们才会见到新闻服务的系统性商业化。早是一群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跑生意的人，他们世故而审慎，通过卖新闻赚钱。在这个欧洲成熟的新闻市场，他们为他们的客户，为这些本身就很有影响力的人提供手写的每周简报。其中成功的一个人开了一家满是抄录员的店，每周能产出几十本复本来。这些新闻信札简明扼要，内容广泛，并且都广为人知。它们是早期新闻市场不为人知的了不起的故事之一。

提供新闻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服务，然而对于信息的渴望使得欧洲的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订阅了其中的一些。但这也仅满足了一些人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获取好的信息资源是一项政治需要。大多数人将就利用他们免费得到的新闻：在客栈或者市场，以及发布在市政厅门阶处的官方通知。这些免费新闻在舆论气候的形塑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在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的新闻市场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更为下层的居民们会在他们能够发现新闻的地方挖掘新闻：在谈话和通信里，从旅客和朋友那儿。

新闻市场的真正变革来自新闻印刷市场的发展，15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后，它才步履蹒跚地开始。半个世纪或者更久之后，印刷工人们都奉行着一个极其保守的策略——热衷于出版接近中世纪手抄本传统的书籍版本。14但是到了16 世纪，他们也开始开拓新的市场，其中之一就是新闻市场。新闻正好契应了廉价印刷品市场的扩大，并迅速成为一种重要商品。这股新闻报道的新兴浪潮与既有秩序完全不同。它采用之前的新型的小册子的语气：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激情四溢的辩护。所以这类新闻报道与手抄新闻工作者那种审慎、冷静的报道有着很大区别。这种新闻小册子不仅要承担起告知的义务，也要承担说服的义务，新闻也次成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有什么比远方的灾难或者耸人听闻的谋杀更具娱乐性呢？

这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对传统的社会领导人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新闻是一项由可信的专门机构提供的机密服务。精英们自然会试图去掌控这个新的商业市场，确保这些新闻书册中传递的是有关他们的正面信息。那些还想继续营业的出版商们，就只能谨慎地报道当地贵族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而不去报道会辱没名声和颠覆权威的战场失利。这些乐于合作的出版商们可以依靠帮助获得正确的文本。宫廷诗人和作家们，经常是一些知名的文学人士，也有义务承担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任务，去为君主的军事实力唱赞歌和痛斥敌人。 15 大量这样的作品被印刷出来。尽管这经常被视作一个独裁和非代议制政府的时期，我们会发现，从特别早期的批印刷书籍的年代开始，欧洲统治者们就投入了相当的努力，向他们的民众表达观点、解释政策。这也是新闻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些新闻小册子上爱国的乐观主义，对欧洲统治者们管理公共舆论的早期尝试很有助益，但也为那些依赖准确的信息流而做决策的人带来了困难。已经准备交货上路的商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发现报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如果货物能否平安抵达很重要，那么模糊了事实真相的新闻小册子就对他们没有好处。宗教改革带来的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 ：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新闻卖主们会不断地只复制认信分界线（confessional divide）一边的新闻。因此新闻就愈发呈现出宗派特征。所有这一切会导致种种歪曲，掩盖事件的真实过程。这对振奋士气也许是好的，但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途径去获得更为冷静的报道，新闻印刷大众市场的增长主要就是个消遣。由于这个原因，16世纪大量涌入市场的新闻小册子并未淘汰更为专门的手抄服务。 新闻信札依然能在有钱人市场中立足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秘密的手抄新闻服务一直持续繁荣到 18 世纪下半叶。

报纸的诞生

16世纪印刷的新闻小册子是新闻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它们也进一步增加了追求真实性和精确性的难度。为了在不那么富裕的读者阶层中争夺有限的可支配的现金，新闻小册子的提供者们有明确的动机让描述尽可能生动，这就对新闻的可信度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如果一个作者为增加报道的商业吸引力极尽夸张之能事，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又如何能被信任呢？

17世纪早期报纸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应对以上棘手状况的尝试。随着在欧洲新的民族国家中政府机构的增加，需要及时了解新闻的人数也呈指数级增长。1605年，一位颇有事业心的德意志文具商认为他可以通过将其现有的手抄新闻信札服务机械化来满足这一需求。

这即是报纸的诞生：然而其风格——从手抄新闻信札中继承下来的冷静严肃、不偏不倚的叙述——与之前更有立场且散漫杂乱的新闻小册子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事实证明，报纸的诞生之路困难重重。尽管报纸传播得很迅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在二十多个德意志城市都有创办，但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却遭遇了抵抗——比如意大利就较晚才接纳这种形式的新闻出版。批报纸中很多为了盈利而挣扎，很快就倒闭了。

报纸的问题在于它不太有趣。虽然被视作一个订购者进而获得关注世界时事的社会荣誉可能很重要，但早期的报纸读起来并不是很有意思。那一连串赤裸裸、不加修饰的事实让人难以理解——有时，干脆是不知所云。有消息说塞萨公爵已抵达佛罗伦萨，但在不知道塞萨公爵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的情况下，这条新闻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好还是坏？没有经验的新闻读者会觉得读起来很费劲。而那些习惯了新闻小册子亲近有序的叙事的人能察觉到这种风格的疏异。

新闻小册子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闻呈现方式，更适合当时的叙事传统。它们聚焦的是激动人心的事件、战役、犯罪和轰动一时的人或事；通常会在所描述事件结束时发表。它们有一个开头、经过和结尾。重要的是，新闻小册子尝试解释前因后果。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而这类新闻小册子也会引出一种道德寓意：国王强大，作恶之人自食其果，自然灾难的不幸受害者是在因罪受罚。

而报纸的新闻报道方式很不同，对那些以前没有订阅过手抄服务的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每条报道都不过几句话长短，不提供任何解释、评论或实况报道。与新闻小册子不同，读者不知道这属于叙事中的哪一部分，甚至不知道报道内容是否重要。这引向了一种极其讲究的、对读者极为苛求的新闻，给没有经验的读者提供的帮助寥寥。重要的故事很少放置在前；没有标题，也没有插图。而且由于报纸是按订阅方式提供的，所以读者们会被期待逐期密切注意事件的进展；这既费时、费钱，还很费心。

这完全不是这些年来欧洲社会的大部分市民对新闻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大事件只有切实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才会感兴趣。即使就那些好奇心更强的人而言，新闻也是一个出入自如的领域，在感兴趣的时候买一本新闻小册子，而如果不感兴趣，就把钱省下来留作他用。从事件的展开方式来看，这一点更加说得通——它们有时重大，有时着实寡淡无趣。新闻小册子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新闻有时候很重要，会在新闻界激起一阵骚动，有时则不然。

因此，说服生活在17世纪的欧洲居民去定期购买新闻出版物绝非易事。这也就不难看出为何报纸流行起来的步伐如此缓慢。消费者必须被教导要定期了解新闻，而且他们也必须掌握理解新闻的工具。这需要时间，那些了解自己所在城镇或村庄以外的世界的人的圈子扩展缓慢。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从份报纸创办到它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历了一百多年——直到 18世纪末，报纸才成为形塑舆论的主要媒介。

报纸的出现并没有即刻改变新闻市场。事实上，在至少一百年里，报纸一直努力在仍属多媒体业务的地方寻找一席之地。印刷术的出现并没有抑止早期的新闻传播形式。大多数人依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得很多新闻。新闻的传播深刻地展示了这些喧闹、亲密的睦邻社会的发展活力。在市集广场上、教堂内外、家族团体中，新闻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富有进取精神的市民们在歌声中庆贺喜事：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新闻渠道，而且对于那些原本艰难谋生的旅行歌手来说，相当有利可图。唱歌也具有潜在的煽动性——地方法官们发现，找到一首煽动性歌曲的作者要比关闭一家印刷店难得多。更为练达老成、博闻强识的人会在剧院欣赏到对当代的引鉴。由于内行人才懂的笑话和对时事的提及是其保留节目，看戏在较大的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新闻领域。在这个与印刷业新世界共存的多媒体新闻世界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扮演了它们各自的角色。

这些长久以来建立的信息交换习惯，为新的印刷媒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需要时刻谨记，在这几个世纪里，公共事务的交流几乎都是在社区的环境中进行的。市民们聚集在一起见证市政事件，比如，显贵访客的到来或处决臭名昭著的罪犯。他们听市政或王室官员颁布官方命令；聚集在教堂的门口，研究法令或原告诉状；互通传闻，唱时事性的歌曲。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发表”意味着声音的流传，是口头上的：书仅仅是“印刷”的。印刷新闻既鼓励了新的消费习惯（私人阅读以前被视为精英的禁脔），同时又采用了这些古老的口头传统的韵律和文体形式。读早期的新闻小册子，我们经常能听出街头的音乐，它的喧闹嘈杂和不拘一格。相反，提供给早期报纸的读者们的是一种档案馆的与世隔绝的宁静。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品味。

新闻工作者

这一行当的复杂性要求那些希望从新闻中赚钱的人具有敏捷度和灵活性。许多尝试过的人都失望而归。小册子的发表竞争非常激烈，只有那些能通过人脉获得可靠信息的人才有望发迹。早的报纸许多都非常短命，能够幸存下来的往往从当地王室那里得到了断断续续的资助（这使得编辑的独立性很难保证）。在写《评论》的大部分时间里，笛福被英国政要秘密聘请来宣传他们的政策。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通过购买报纸并将其作为他的喉舌来抗衡一个批判性的新闻界。他后来成为英国 18 世纪在位时间长的首相。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版新闻赚不到什么钱，而且收益大部分都流向了那些处于行业的人。如果说确实有人变得富有了，那就是报纸的所有者——在16世纪是定制手抄新闻服务的出版商，后来则是报纸出版商。一份手抄新闻服务基本上是由一个消息灵通的个人完成的。随着名声渐长，他会发现有必要雇用更多的抄写员来制作手抄复本 ；但他是具有编辑权的人。

早的报纸大都以同样的方式拼凑而成。出版商对其发表的内容全权负责。出版商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编辑：收集、整合且传播各种报道。大多数情况下，出版商是参与生产过程这一阶段的的专业人员。他没有雇用任何员工或者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在早的报纸中，构成其稿件的许多信息都是免费提供的：信息通过迅速扩张的欧洲邮政服务传播，或者通过函件传送。有一些报纸是与地方王室官员关系密切的半官方出版物，这些官员能提供从国家文件中获取可靠信息的途径。出版商们寻找其他方法从标价出售和订阅中增加微薄的收入。对许多报纸来说，广告成为商业模式的支柱；其他则用礼品、养老金或官职承诺满足政客们，为更好的生存铺路。

报纸的性质和汇编方式没有给我们可能视为新闻业的东西留有多少余地。这些报道的篇幅不够长，没法给评论或实况报道留下太多空间。随着报纸在18世纪逐渐确立地位，一些出版商就雇用了一些特约记者在法庭或证券交易所四处游荡，以期采获一些可以发表的材料片断。但他们很少会在记录中留下太多的痕迹。虽然我们会在这一时期看到一些性格鲜明的角色，但这还不是专业记者的时代。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几乎不具有足够的价值来满足某一报纸的独家新闻服务的需求。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任何想要的人。只有随着18世纪末的重大事件——英国的新闻自由斗争以及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的发生，报纸才找到了强有力的社论声音，也正是在那时，新闻事业才真正成为可能。但它总是危险重重。正如法国大革命中许多著名政论作家发现的，政治命运的转变可能会使一项事业戛然而止。至少这些人的生与死都受到公众的瞩目。而对于其他人，贫穷是一种更为寻常的威胁，他们属于这一行当中的雄蜂，靠嗅闻着谣言作为残羹剩饭。

权力的筋 

在这一时期，新闻市场更为成熟，这依赖于通信网络的建设。而在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情况也在稳步改善。欧洲邮政网络变得更为复杂和可靠。新闻报道变得更加频繁。从第二个或第三个独立来源验证一个人所听到的信息也变得更加容易。这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造出了更有效的方式来进行长距离的书信沟通。14世纪初，只有有钱有势者才能负担起维系一个信使网络的成本；因此，那些掌权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信息应该与其他市民分享。到18世纪，相对普通的公民也可以旅行、收发邮件和购买新闻报道。信息交换的过程已建立在合理的商业基础上。这时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通信沿着欧洲贸易干线流动。新闻很丰富：如今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许多人选择表达出来。

书籍介绍

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最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1400年到1800年四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今天，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这种信息规模中相互沟通？读者或将在书中得到新的思考。本书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