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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序 言 中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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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土改红利”>“旧危机+新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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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导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的危机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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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背景：民国危机与解放区折实货币 //

一、从白银危机到法币危机 //

二、民国时期的各类纸币斗争与高通胀 //

三、“物资本位”货币体系的解放区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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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危机：财政赤字、通胀危机与土地革命 //

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

二、人民币“维稳”：“物资本位” 破解纸币危机 //

三、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和农村组织化建设 降低征粮成本 //

四、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 //

五、货币下乡并沉淀，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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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演化：私人原始资本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品下乡 //

一、治理高通胀后的城乡经济疲软 //

二、城乡市场交流的成就与受到的限制 //

三、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悖论 //

四、资本原始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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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转型：政府逆周期调节、国家资本崛起与“三反”“五反” //

一、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

二、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

三、第二次逆周期调节 //

四、国家资本的初步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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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语：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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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这些理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如果一国的基本品大量依赖从国外进口，那么，由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势必高于商品原产地，那也就意味着该国没有对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的可能，并且，任何以货币来组织劳动力投入的方式都会加剧资本稀缺。

不过，放眼东方，就可以发现：中国早在这些西方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并成规模地投人国家工程建设，从而有效地缓解了资本稀缺问题。

据调查，1950年3月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

其中的悖论至今值得记取。主要在于：如果一国的商品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那么当外汇储备与国内实际物资通对应的货币值低于一定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出现外汇难控国内货币供给的松紧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如果让经济总量中占比足够大，那么不仅相当于将国民辛苦创造富以特币税形式拱手让于外币发行国，而且国内经运行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因扰，国家内部调控将会受到外部方汇率波动等因素的掣肘。

实际上，中国经济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在高通胀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了！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作…但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若然，则建国初期经济危机本来是无可挽救的。

那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ロ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何况，1947年共产党就开始搞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地制度。到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推进改，使占总人88%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覆盖占总人ロ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

由此可见，确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与高财政赤字叠加导致的经济危机。

具体看，新政权、农民、私人资本之间的互是：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一般在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大土地面积，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积起来哄抬物价，这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在跟共产党争夺天下；于是，激起新政权用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动员能力一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这些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一一这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土改实现了历朝历代的“均田”但却不“免赋”，以方便从农西学员会食先家府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物资，有策略地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积居奇的私商的“顺周期”投机落败；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压力一一这个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成个奖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

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非暴力”谈判形成国家主权，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看，就是一个与宗主国之间的“交易过程”；只要是通过交易形成主权，就会因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实力不对称”而导致收益格局结构性失衡，往往是被殖民国家出让经济主权以获取原宗主国对其独立的政治认可；由此，大多数通过谈判形成政治主权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一一因新独立后都得向宗主国部分让渡经济资源和/或财政金融等权益，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依附于原宗主国。这个“原罪”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随时可能堕入“发展陷阱”，且难以自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宣布独立几乎同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原宗主国签订经济领域的合同，但实质上，无论独立的口号多么响亮，当其继续殖民地单一经济结构时即已宣告解殖运动在经济基础上的失败。

通过对比中国经验，我们的研究进而指出：能否化解这个解殖谈判中内生的、具有普遍性原罪的“主权负外部性”，乃是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与中国“去依附”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在农村，货币发行和实物物资直接对应，实质也是用农民的劳动所得来吸纳货币，因为农副产品当然是农民劳动和一定资源环境相结合的结晶。新政权通过国营商业机构或合作社采购农副产品，依据采购数量多少投放货币，并且抑制私商加价，体现出“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内涵，即依据劳动产品的多少来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这一“劳动吸纳货币”机制，使得广大民众的劳动成为“实物锚”背后的“劳动锚”，中国12年来第一次彻底结束了通胀肆虐的局面。当数以千亿、万亿的缺乏实物对应的空头货币被几亿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所均等分摊，新发行的货币不再集中涌入实物投机领域，就从制度上改变了社会投机追求保值的土壤，同时摆脱了外汇本位币制下货币发行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使货币发行改由本国内部劳动投入和产出等因素内生性决定。货币劳动化、金融米棉化，是人民币持续维护独立主权货币地位的重要制度内涵。

女音“劳动吸纳货币”也使人民币成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财富本位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问世以来，即以贵金属保有量或者财富保有量作为发行依据，这其实是“财富吸纳货币”，进而演化为“资本雇佣劳动”、异化为“投机吸纳货币”，并在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呈现出普遍性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从这个角度，“人民币”名副其实是“人民的币”，是用货币来表达、传递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制度体系，是对土改动员农村、保障小农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维持“去依附”货币主权和政治主权的深化和延续。

书籍介绍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