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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巴塔耶著的这本《天空之蓝》介绍了，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只有这些时而读来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之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 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前言

引言

部分

第二部分

噩兆

母性之脚

安东尼奥的故事

天空之蓝

死者之日

译后记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 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博学多识，思想庞杂，其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巴塔耶的思想上承尼采、克尔凯郭尔、萨德的批判倾向，下启20世纪后期法国诸家思潮，对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等人的影响尤深，颇具反叛精神，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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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兆 l 在我生命中 不幸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和一个女人见面——理由难说正当，也不带一丝欲望 。

    这女人 吸引我之处是她的荒唐：仿佛是我的命运迫使我在这般境地里找来一只不祥的小鸟为伴。五月，我从伦敦回来，神志涣散，精神躁郁，几乎是病态的，但这女孩很奇怪，她全然没有察觉。去年六月我离开巴黎去普吕姆找嘟蒂，接着，躁怒不堪的嘟蒂又离开了我。回来以后，我就再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得体的态度。一逮到机会我便去和“不祥之鸟”见面。但也有几次我当着她的面便发起狂躁的疯来。

     为此她很是担心。有 ，她问我怎么了，晚些时候她对我说她觉得我随时会疯掉。

     我很生气。我回她： “什么事都没有。” 她坚持： “我理解您什么都不想说，可能现在我让您一个人待会儿比较好。您太激动了，不适合考虑这些计划……但我还是要说，我很担心……您打算怎么办？” 我看向她的眼睛，毫无一丝决然。我看来八成魂不附体，像是要摆脱某个顽念，却无法逃离。她转过头。我对她说：“您大概猜我喝了酒？” “不，怎么？您喝么？” “经常。” “我说不准(她把我当个正经人，甚至是顶正经的那种，况且对她来说，酗酒与其他要求是不相容的)。只不过……您看来精疲力尽了。” “还是回到计划上来吧。” “您显然太累了。您坐着，但好像马上就要倒了……” “没准会的。” “怎么了？” “我会疯掉。” “为什么？” “我难受。” “我能做点什么？” “不能。” “您就不能和我说说您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不行。” “那您发封电报叫您妻子过来吧。她也不一定非得待在布莱顿吧？” “不，而且她已经给我写过信了。她 别来。

    ” “她知道您现在这个状态么？” “她也知道她对此无能为力。” 这女人很困惑：她应该觉得我既烦人又软弱，不过又相信她眼下的任务是帮我走出这种状态。终于，她横下心强硬地对我说： “我可不能就这么放着您不管。我得送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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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一直对太阳有着强烈的痴迷，在他看来，太阳无穷无尽散发着光与热，消耗着自我，却不求回报，这种纯粹能量的释放最完美地体现了“消耗”这一观念。与自我保存、功利主义的计算相反，耗费完全是一种超越理性、回归人类原始冲动的行为。它超越了哲学与宗教对人的定义，直接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

早在《色情史》一书中，巴塔耶就已开始立足于人类学研究，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人最初脱离动物性而成为人的标志在于使用工具，在于劳动，因为动物的所有行为都出自本能，而通过劳动，人类证明了自己可以突破生物本能，学会生产、积累与保存财富，拥有为未来考虑的能力。随着这种工具理性的诞生，现代社会也逐渐形成。但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也意味着异化：物不再作为其本质而存在，反而成了达到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本质也逐渐被抹去，便成为了社会生产这一目的而运转的齿轮。这种功利性社会将一切都同化为一体，而不符合这一功利性原则的一切，则被当作禁忌排除在外，这就是巴塔耶所谓的同质与异质之分。但巴塔耶看到了人身上那“被诅咒的部分”，看到了人总有一种反物化、回归自我本质的冲动。

性与死亡的奇妙联系并非一个新的命题，弗洛伊德在此之前就已经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过性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关系。巴塔耶则立足人类学与哲学的角度，认为二者在其根本意义上都是回归存在本质之延续性的一种途径。

但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对一个理性自我的完全解构，最终会导致死亡；但若不将这个自我毁灭，就无法真正触及人的本质存在：“如果主体没有被真正摧毁，那么一切都还处于混沌不明中。如果它被摧毁，混沌不明就会消解，但在虚无之中一切都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存在的延续性，这种本质的主体性，是无法真正被触及的，这也是巴塔耶将之定义为“不可能”的原因。

不过，即便人无法真正回归这种状态，他也可以通过性与死亡瞥见这一理想，因为二者都是对非延续的状态的一种摧毁，而那摧毁的瞬间便是存在的延续性显露的瞬间。

“我们明白，将人从非延续性中解脱出来的这一行为永远是最为暴力的。对我们而言，最暴力的就是死亡，确切来说，死亡将我们从一种固有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在这种固有状态下，我们看到的是那种非延续性的、我们所是的存在。”

当然，从非延续性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

在巴塔耶看来，文学本身也是献祭的一种形式：“小说的虚构特性有助于我们去承受那些在实际情况中也许会超出我们承受能力、削弱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中的虚构不受现实的约束，作者可以在之中尽其所能描写各种放纵、市场、毁灭性的东西；而读者会被虚构的恐怖内容感染，在现实生活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享受它（灾难）带给我们的那种迷失感或危机感”，暂时脱离现实，回归存在的延续性，沉浸在一种迷狂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巴塔耶的小说里，坦白反而是一种对罪行的深化：这种坦白中没有忏悔，而是相反，它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试图找到那个可与之分享这种极限体验的人，找到那种本质的、跨主体的交流。

在《天空之蓝》中，拓普曼的坦白就依据这样的逻辑：他对拉扎尔和格耶妮分别坦白，但没得到回应；唯一回应起坦白、分享其极限体验之人，是和他有着同样困扰与追求的蒂尔媞，而个体之间那最为本质的交流也最终建立在这二人身上。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太阳，我闭上眼，透过眼皮，它是一片红。太阳多么惊人，它让你联想到一场爆炸，难道不是么，还有什么比人行道上流动的红色的血更阳光，好像这光也会炸开，也会杀人。此刻黑暗的夜里，我却迷醉于光明；这么一来，在我面前，拉扎尔重又不过是一只预示不祥的小鸟，肮脏的、卑微的小鸟。我的目光不复沉浸于此时头顶闪耀的群星，却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蓝里。我合上眼睛，好让自己跌进那炫目的蓝色：硕大的黑虫子成群钻出来，像嗡鸣的飓风。还会有东西以相同方式出现，就在明天，太阳最烈的时候，起先是个难以辨别的点，那是载着多萝蒂亚的飞机…我睁开眼，我重又看到头顶的星辰，但太阳让我发了狂。我想笑：明天，那架极小、极远，根本伤不了天光分毫的飞机，于我便会像只嗡嗡作响的昆虫，又因着它开了窗的箱笼里装满嘟蒂不切实际的梦，空中的飞机，在我这个站在地上的、渺小的人的脑海里一一当痛苦超乎寻常、更为剧烈地在其中撕扯——便成了一只难以想象的、可爱的“卫生间苍蝇”。我笑了，今夜，沿着墙壁行走的将不再只有那个挥动钢笔的绝望男孩：我笑了，就像小时候一样，仿佛我坚信有朝一日，我，由着内心涌动的幸福的狂妄，注定会推翻一切，必然要推翻一切。

某个街道转角，我们身下冒出一片虚空。很奇怪，我们脚下的空洞无边无际，恰如我们头顶的星空。无数微小的光点，摇曳在风中，于午夜时分揭开一场静谧的、不可言喻的庆典。这些星辰，这些蜡烛，成百上千，在地上燃烧，照亮地面上成列排开的坟墓。

从不低头的家伙都被关在牢笼里、埋在地底下...... 这些人的枷锁与死亡，就是其他所有人的奴性......

书籍介绍

巴塔耶的小说《天空之蓝》写于1935年，但直到1957年才由让-雅克•珀维尔（Jean-Jacques Pauvert）出版。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以主人公亨利·托普曼（Henri Troppmann）为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个青年迷茫、绝望、耽溺酒色的黑色流浪生活。托普曼与三个女人纠缠不清：嘟蒂（Dirty），是位富有、轻佻、神经质又酗酒无度的美丽女郎；拉扎尔（Lazare），相貌丑陋的犹太女人，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随时愿为坚定信仰而献身；还有年轻、温顺的歌泽妮（Xénie）。故事开场于伦敦一家妓院，托普曼和多蒂一夜狂欢。随后，场景转向巴黎，托普曼向拉扎尔坦白多蒂的故事，以及自己种种不齿的痛苦与欲望。日复一日，醉生梦死，他在一夜宿醉后偶遇格泽妮，重病的托普曼得到格泽妮无微不至的照顾。康复之后，托普曼前往巴塞罗那，西班牙已在内战边缘，一场罢工正在孕育，战争的阴霾笼罩都市。托普曼收悉嘟蒂来信，得知她即将前往巴塞罗那与自己汇合；拉扎尔则谋划着向监狱发起进攻；格泽妮与托普曼的好友米歇尔相识……接二连三的动荡之后，嘟蒂和托普曼动身前往德国。故事最后，嘟蒂也离开了托普曼，主人公一个人在法兰克福，看着少年纳粹游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即将到来。

整个故事都沉浸在压抑、阴沉而绝望的氛围之中。托普曼在欧洲城市间酗酒、狂欢、流浪、哭泣、追寻死亡。巴塔耶说：“……《天空之蓝》中所有骇人的失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痛苦折磨。但我从未觉得单单这个理由有足够分量，所以1935年书写完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而现在，1957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