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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环境责任源于企业从其诞生之时，那一刻起，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会消耗环境资源，破坏环境利益，这是企业无可回避的“原罪”，也是企业承担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本书认为将企业环境责任划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企业环境责任的主体并非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与利益关系者双方，而是企业与包括企业在内的抽象的“人”――环境共同体两方；企业环境责任的性质也并非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资源交换关系，而是企业因为生产伴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对环境利益的损害，是企业无法逃避的原罪。企业环境责任是独立于企业社会责任而存在的企业责任的一种新的形式。

序言

章义务的一般意义

节义务概述

第二节义务的"应当性"之义和来源根据

第三节义务的种类

第二章无言的"义务"――地球生态系统对人类的价值贡献

节生物要素的价值贡献

第二节大气要素的价值贡献

第三节水要素的价值贡献

第四节能源及非能源矿产要素的价值贡献

第五节土壤要素的价值贡献

第三章法学界争而未定的论题――权利与义务的本位之争

节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权利本位论

第三节义务本位论

第四节法律义务的强制到自觉

第四章义务本位――环境法应当全面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

节权利本位的环境权理论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节对环境权的质疑――以公民环境权为例

第三节在环境法中厚筑义务本位理念

第五章环境法的自循环机制构建――"无言义务"状态的实现途径

节构建环境法律制度自循环机制的必要性

第二节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自循环机制的构建思路

第三节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自循环机制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涂俊，中国海洋大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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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企业环境责任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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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对企业环境责任重新认识

前言

在企业这种新型经济组织的推动作用下，人类拥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裕的物质财富，并享受着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便捷舒适的生活方式。冰箱、洗衣机、电视等等之前无法想象的消费品进入寻常人家；飞机、邮轮、电话、汽车等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基础却建立在对环境资源的无度开发和掠夺之上。以企业为代表的人类社会成员肆无忌惮地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使得历史上被认为“无限”的环境容量局促起来，环境不再能够消解人类活动的损害，环境问题渐趋严重，环境危机日益显现。因此，人们开始反思企业作为的环境资源使用者和破坏者，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答案自然是肯定的。那么，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企业环境责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一种责任呢？长期以来，企业环境责任被认为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进入环境危机时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的部分。然而，抱着对学术严谨的态度，在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审视中，疑问却渐次显现。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由于企业生存于社会网络之中，企业难以独立自主地获得在社会这个网络中生存的所有社会资源，因此企业必须通过向其他社会成员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以利益出让的方式使对方获得一些企业所有的社会资源，同时也使企业能够对应地从对方那里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例如劳动力资源、供货商提供的原材料、政府的政策法律许可等。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责任的双方分别是企业与其他社会成员。然而，在企业环境责任中，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所带来的环境利益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及于所有环境共同体成员，不能为哪一个或哪几个成员所独占地分割享有。因此，企业所面对的主体，不能够是独立的个体或者个体的组合，企业面对的是“环境共同体”。这个环境共同体是人类继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发展到社会这一阶段后，因为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环境危机的出现，人类环境利益整体受到损害而出现的基于共同的环境利益而内在存在的第三阶段的人类集合形式。这个集合与社会不同，这个“人”的集合不是类概念下的“人”，而是集合概念下的“人”，是不可分的抽象的“人”。因此，将企业环境责任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显然在主体上就出现了混乱。企业环境责任的主体不再是企业与个体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成员的组合，而是企业与不可分的抽象的集合概念的“人”。企业环境责任划归企业社会责任在责任的性质上也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企业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资源交换关系而成立的。根据主流的利益相关者学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是与责任相对方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程度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对方能够对价地给付企业社会资源。然而，企业环境责任中，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对象是环境共同体，是包括了企业自身在内的抽象的“人”，企业显然无法在这样的关系中实现对价交易。既然交易不能成立，企业环境责任也就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企业环境责任显然并非基于资源交易关系而获得其成立的正当性基础。那么，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又在哪里呢？本书认为，应当在于企业对于环境利益损害的“原罪”。 企业从其诞生之时，即开始了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同时向环境排放污染，对环境实施损害行为。这是企业“天生的原罪”，作为环境共同体的一员，企业的排污行为必然地对环境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然而同样因为是“原罪”，企业这样的排污行为就“不可避免”。只要企业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环境的损害。而同时，由于企业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重要的经济组织体，社会又不能因为企业的“环境原罪”将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完全消灭，而只能够在企业的环境损害行为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以使企业既能够正常地生产经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通过企业承担对环境的责任，从而约束企业的环境损害行为，使企业对环境的危害不至于形成对整个环境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威胁。因此，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企业需要通过承担环境责任对自己的“原罪”进行“救赎”。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环境责任因而具有了和企业社会责任所完全不同的制度需求。企业社会责任由于是企业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一种社会资源交换关系。因此，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应该进行交易，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进行交易，交易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更多的适用于权利话语背景之下的制度设置。也就是说更多的适用于“软”性的制度规范，更加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具有更大的任意性。从现有的制度设计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点：无论是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还是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停留在社会舆论压力和企业的自主选择上。即使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具有较强的任意性与滞后性。举例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企业需要保障劳动者享有工资的权利。而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中，则仅仅要求企业对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者承担这样的责任，而对于劳务关系的相对人则不承担这样的义务，当事人双方可以任意协商决定劳动者的工资薪酬。而对于企业承担的另一个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方面，也就是对消费者的诚实信用责任的保护，则只有在出现了消费者受损事件后才能够得到救济。因此，当具有任意性、滞后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构并施用于企业环境责任关系时，企业环境责任所要求的强制性、法定性和预防性的需求就难以获得实现，可能会造成法律制度建构中的滞后性和实际施行上的不公正。企业环境责任需要重新建构一个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和法定性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制度体系不但需要企业承担事前的环境损害预防责任，同时还需要承担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损害控制责任，并且需要承担企业环境损害行为的后续治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事前、事中、事后法律责任体系，使企业环境损害能够得到有效的预防、控制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