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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产主义化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失败。本书剖析了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它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在纯理论的基础上和从印象出发的证据上驳斥美国的中国政策，相反，它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描述了它，因而揭露了我们普遍信念中虚假的东西。它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贡献可与伟大的政治家在政治领域里所做的贡献相媲美：它还真理以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4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档案尚未解密。邹谠先生主要利用国会听政会和国会纪录等文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朝鲜战争这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是60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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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邹谠（Tsou Tang)，1918年出生于中国广州，1951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政治变化与改革：中间道路》、《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方向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和与过去的连续性——〈邓小平文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美国的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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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暗示了一种信念，即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行动。第一种观点是我们可以从演员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行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即演员的假设和思想所导致的事件。因此，集中研究制定政策的假设对主要以叙事形式写成的著作来说是颇为有用的补充。

第二种观点是，人类的行动及后果可以被理解为是复杂的“条件”的产物。演员的假设构成“条件”的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是“客观条件”。演员有可能完全了解这一条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条件”是完全不受演员控制的。在这一分析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家总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时间，试图找出一种解释人类行动的模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的模式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她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诉诸武力，或者放弃她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不管演员本身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认为它是美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从第二种观点出发，人类的行动似乎经常遵循一条基本上由复杂的“条件”所决定的发展道路，而行动往往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发生的。

关于第三种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制定政策的假设和想法如果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那么政策是否在实际上是超越于演员控制的？人们是否可以合理的争辩：演员——个人、政府或国家——是可以采纳一系列不同的假设的，是可以注重研究另外一组想法的？如果一系列不同的假设和想法占了优势，那么过去事态的发展是否也会不同？演员被合理的认为享有选择的自由与他们并不享有这种自由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哪些是可供演员选择的可能的行动方针？哪些是被客观环境所排除的行动方针？可能发生的事件与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国民党人而言，他们试图通过提倡回到传统的价值观上和恢复新儒教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针对阶级斗争理论，国民党提出天下太平的理论。针对共产党人采纳的和提倡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具体纲领，国民党提出传统的行动准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针对共产党的迅速现代化的纲领，国民党指出在中国固有文明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共产党人传播的是油罐辩证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共产党的战略与策略方面的著作，而国民党则提倡研究中国古典著作。

直到1941年为止的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包含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然而拒绝为捍卫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与原则而战。这一做法背后的根本动机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但又是一种尽管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是重要的，却又不是必不可少的观点的产物。美国一方面不愿为推进她的理想和保卫她的利益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放弃她的原则和取得未来利益的希望。因此，美国使两种自相矛盾的因素包含在她的政策之中。在1941年以前，由于她追求一种严加现值的直接目标。因此潜在的矛盾未能显露出来。这些目标有时候充其量只不过是保存残缺的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及门户开放政策；有时候则只包括恢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某些方面，以及对保护利益均沾的条款的略加改进。而且，无论在任何时候，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取得其他列强对这些原则的口头上的核准。这些直接的和有限的目标是以外交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的。显然，美国的政策事实上只是长期的目标，而且它们也只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得以实现。

从真正的现实意义上看，即使日本占领中国会被看作是准备与俄国作战的一个步骤，日本也还是不可避免的要继续向中国和东南亚扩张的。首先，大多数帝国建设者受到一种继续前进以保卫胜利成果的总趋势的影响。统制派也不例外。第二，中国和东南亚对一个人口迅速增长但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是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它们比西伯利亚更加诱人。第三，向南扩张的道路上并没有任何实质的阻碍。中国仍然是个弱国，她的军队装备恶劣，训练不足。欧洲各国在远东的影响与势力正在急骤下降。美国不愿意并且无能力以军事力量支持她的政策的状况使她不可能成为一般有效的抵抗力量。为了扭转日本向东北亚扩张的趋势，或仅仅为了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美国不对日本占领满洲加以谴责，不打击日本在东北亚的野心是不够的。美国有必要集结力量、并使用这种力量使日本不敢向满洲以外或中国的其他战线扩张。这就需要美国采取遏制日本的积极的政策，而它包含着极大的战争风险，不管这种风险是以门户开放政策的名义出现，还是出于战略上的自身利益。

毛泽东自己指出，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上、世界观上和革命的彻底性上也看法不同。他明确指出，他所谈的“三民主义”是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解释。他坚持说，当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达到高峰时，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新的”、“革命的”、“真的”“三民主义”与“旧的”、“反动的”“三民主义”的界限是前者包括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个‘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他还明确指出，“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在他的《论联合政府》（1945）中，毛泽东更加有力和更加简明的重申了这些观点。这个解释与国民党政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意见认为共产党采纳孙的所谓“三大政策”仅仅是一种政治花招，它并没有改变孙的思想方针。事实上孙中山自己并未使用“三大政策”或“三项政策”的字眼来概述过他亲俄、亲共的政策，即他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采用的政策。“三大政策”这个字眼是共产党提出来的。

在当时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中，要想找到如下的观点是徒劳的：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它的目标是一旦有可能便夺取政权，它的方法是利用一切方便的途径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并通过多种途径和以各种组织机构的形式实现这一目的。党的极权主义性质既来自它对全部权力的渴望，这对实现它激烈的制度改革这一极为雄心勃勃的纲领是非常必要的。又来自它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使党成为完全超越于利益集团之外的一种力量，它操纵着这些利益集团，但又不为它们所控制。而这些在当时却并没有普遍的为人们所理解。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权力阶层在有才干的领袖的领导下，灵活运用各种口号和办法能够致力于夺取政权这一政治事实使在自由社会的自由、民主环境中接受教育和沉浸于这种环境中的美国专家不能对它进行充分的考虑。

书籍介绍

中国的共产主义化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失败。本书剖析了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它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在纯理论的基础上和从印象出发的证据上驳斥美国的中国政策，相反，它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描述了它，因而揭露了我们普遍信念中虚假的东西。它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贡献可与伟大的政治家在政治领域里所做的贡献相媲美：它还真理以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4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档案尚未解密。邹谠先生主要利用国会听政会和国会纪录等文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朝鲜战争这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是60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